音乐牵手考古，擦出了绚烂的火花 |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

2015年1月，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出土的漆瑟全器，这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瑟。©东方IC

文 | 冯光生

中国是礼乐之邦，历史音乐文化遗产十分丰厚。然而，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“音乐史”著作，浩瀚的典籍无力记录和呈现当时的声音艺术。依口传心授传承的音乐稍纵即逝，或在王朝更迭中风吹云散，或失传消亡。就此而言，欲知古代“音乐”，需要“考古”分解。

音乐牵手考古学

河南舞阳贾湖骨笛©东方IC

20世纪之初，社会转型，西学东渐，推动了现代音乐学的形成。萧友梅、叶伯和、童斐、郑觐文、许之衡、王光祈等始治中国音乐史学，拘于条件，只能依据历史文献。在古物学领域，王国维、罗振玉、郭沫若、容庚、于省吾等人著录中的商周乐钟，虽受到历史学的审视，却少有音乐学观照。1930年代初，刘复首开古代钟、磬测音与研究，将目光投向音乐本身。唐兰则脱离古物学传统，撰著《古乐器小记》。李济、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发掘，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开端之际，为初创的中国音乐史学打开了“史料”资源。随后，杨荫浏《中国音乐史纲》便吸收了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。新文化的影响和现代学术的兴起，使“音乐”与“考古”发生了联系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新时代的需求推动了现代学术及教育体系的建构。杨荫浏、李纯一等音乐史学者积极践行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、实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。1957年，在对河南信阳楚墓编钟进行了音高检测、音律分析、原件试奏等考察研究后，王世襄作《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乐器初步调查记》、杨荫浏作《信阳出土春秋编钟的音律》，分别依照考古学研究规范和乐律学研究理路，创建了音乐考古的基本范式。1972年，杨荫浏、李纯一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汉瑟未被扰动的迹象，捕捉到弦柱的摆放及规律，揭示出瑟的五声音阶定弦法和汉代音乐的重要知识。这次考察，直接发现和获取了鲜活的资料，对出土器物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撰写也作出专业的贡献。音乐学者从引用考古资料到亲临考古现场，使音乐学与考古学的互动有了良好的开端。

信阳楚墓编钟 ©东方IC 

1977年，吕骥、王湘、黄翔鹏、顾国宝小组，对甘、晋、陕、豫文博部门收藏的古代乐器进行调查、检测、研究。这次从音乐学出发的、主动的、有规划的考察，取得了周代乐钟一钟双音的发现和《新石器与青铜时代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》等成果。考古资料的音乐学价值开始受到学术界更加广泛的重视。

曾侯乙编钟 ©东方IC 

1978年，湖北随县发掘了曾侯乙墓。该墓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乐器实物、乐舞图像、音乐文献、音乐遗址等遗存，几乎涵盖音乐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。该墓的音乐考古工作，从起初受邀到现场的黄翔鹏、王湘小组，到多个音乐学院的团队的陆续加入；从考古学、音乐学、历史学、古文字学的前期结合，到声学、铸造学等学科参与的协作攻关；历经田野清理、考定实物、采集信息、研究音乐、延伸研究、补证历史等环节；内容涉及音乐史学、乐学、律学、乐器学等方面。《曾侯乙编钟研究》《曾侯乙墓》《曾侯乙编钟》等集中汇聚了相关成果。这些发现和研究改写了世界音乐史，曾侯乙墓被视为20世纪世界考古最为重大的发现。音乐学者在这项宏大的工程中，从田野工作中获取到具体、详尽、实用的第一手资料，最有效地开掘了研究资源，及时对历史音乐信息和文化遗产提供了最可靠的保护和抢救。这次开创性的实践，也廓清了音乐考古的工作型态和属性，推动了这门初兴待建的学科迈起建设的步伐。

采录于1986年的曾侯乙编钟音响记录

中国音乐考古学正式形成

1982年，在黄翔鹏、谭维四、舒之梅指导下，冯光生完成了《中国音乐考古资料文献目录》和《曾侯乙墓》乐器部分的撰写。黄翔鹏《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作用》始从理论上探讨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和作用。1985年，李纯一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（现中国艺术研究院）首招音乐考古专业研究生，在国家学术机构确立了音乐考古的研究及人才培养方向。1986年，湖北省博物馆创建音乐文物研究室，开始打造音乐考古工作队伍。《中国音乐年鉴》（1987）开辟音乐考古学专栏，述评年度发现和研究成果。秦序、蒋定穗先后在此研讨了“音乐考古学”的定义。1989年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音乐舞蹈卷》刊布“音乐考古学”条目，谭冰若、黄翔鹏从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、研究目的等方面，对音乐考古学给予了概念性界定，并对音乐考古学在国内外的发展过程给予了历史性回顾，对音乐考古学在中国的意义与价值给予了全方位的评价与展望。这一权威性的认定，是中国音乐考古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。上世纪90年代，谭维四、吴钊、方建军、李纯一、王子初、汪申申、田可文、李幼平、王洪军等继续了这一学科定义的讨论。李纯一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（1996）从音乐学角度全面研究了上古出土乐器，新有不同于考古界陈说的观点，为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参考，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一部学术巨著。王子初、方建军、李幼平等先后推出音乐考古学专著，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具备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。

从曾侯乙墓的发掘，到河南淅川下寺楚墓、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、湖北随州擂鼓墩2号墓、广州南越王墓等周汉乐器以及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，一个个音乐考古重大发现接踵而至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。1987年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联合编纂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的项目获准启动。

这一全面收集、整理古代音乐文物，促进音乐考古学建设的工程，被纳入国家“七五”重大项目。全书以省份分卷，以各地音乐文物普查资料为基础，对古代乐舞器具及其模型，音乐图像、书谱经卷等入编集成，具体内容包括：器物形制描述，发现简况、历史或传承背景、主要伴出物、组合、音乐信息等。全书现共出版16本，19卷。还有多卷正待后续出版。这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。这项规模空前、薪传代继的跨世纪工程相继有黄翔鹏、王子初、王清雷主持，苏秉琦、谢辰生、王世襄、马承源、王世民、郑汝中、赵世纲、高至喜、陶正刚、彭适凡、徐湖平、熊传薪、霍旭初等文物考古专家，吕骥、阴法鲁、李纯一、袁荃猷、吴钊、刘东升、乔建中、王子初、冯光生、蒋定穗、秦序、周吉、方建军、张振涛、项阳等几代音乐学家参与其中。这次大规模的团队集结，促进了音乐与文物考古更为紧密、广泛、深入的学科交流和结合。中国音乐考古学由此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领军力量和骨干队伍。

反哺考古学激活音乐学

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出土的编钟架上雕刻清晰可见。©东方IC

目前，音乐考古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音乐界之内或徘徊于考古界之外。深入田野，已成为“音乐”与“考古”的共同需求。在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、山东章丘洛庄汉墓、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、盱眙大云山刘非墓、江西南昌海昏侯墓、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、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等发掘现场，都有音乐考古学者的身影。2014年冬，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M1进入紧迫的清理进程，全墓“一滩烂泥”，毫无发现。领队方勤见一枚疑似乐器零件，停工等待音乐考古专家张翔在雪夜中赶来。经确认那枚零件是瑟枘后，一件漆瑟全器表面从漆皮堆里得以基本完整地剥离。进而，又清出钟架、磬架和建鼓。一枚瑟枘开启了一个大型音乐遗址的面世，填补了西周至战国早期500年间大型乐舞发展史空白。该墓被列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。中国音乐考古学由参与文物的后期整理、研究工作，发展到田野发掘、清理，采集和抢救音乐信息的现场纵深阶段。中国音乐考古学为音乐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湖北枣阳市吴店镇郭家庙曾国古墓群考古现场，古瑟被取出。©东方IC

中国音乐考古学建设并没有止于与田野考古的结合。“传统是一条河流”是黄翔鹏在传统音乐学中的著名命题，他笃信“古之乐活在今之乐中”。他接通了音乐考古与音乐型态学、曲调考证、民族音乐学的连接，使敦煌古乐、西安古乐、北京智化寺古谱、福建南音以及各地宗教院音乐的研究,成为一脉涓涓活水，注入中国音乐学主流之中。近年来，田青主导的“让古琴醒来”运动，即是成功的尝试。早已逝去的古乐渐有复苏的景象。左右接通，跨界拓展，是中国音乐考古学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。

中国音乐学界在追寻古代音乐文化遗产的踪迹中，受文物、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，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。这一学科，已经具有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教育的培养体系；阶段性完成了浩大的音乐文物普查工程；参与了多次重大考古发掘，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。目前，武汉音乐学院的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心，郑州大学的中国音乐考古研究院，由中国博物馆协会、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科学院下属机构联合组建的国际性的“编钟研究院”，已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力量。在国际组织中，王子初、方建军、冯光生、李幼平被选为国际音乐考古学会常务理事，王子初任东方音乐考古学会会长，张翔成为国际博协乐器专委会理事。中国音乐考古学正为国际音乐考古学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值此中国音乐考古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，我们念念不忘前辈学者的初衷：“写有音乐的音乐史”（杨荫浏），做“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”（郭乃安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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